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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车可鉴
How Should We Then Live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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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【美】弗兰西斯•薛华 Francis A. Schaeffer
译者：梁祖永
【图书信息】
出版社：华夏出版社
出版日期：2008年1月
版次：1
ISBN：9787508044293
装帧：平装
开本：16
页数：122
【内容简介】
《前车可鉴》是西方卓越的思想家弗兰西斯•薛华博士的著作首次在大陆出版。薛华博士花了超过四十年的时间，深入研究西方神学、哲学、历史、社会学、艺术等各学科。他从分析古罗马的败亡开始，顺着历史的发展，将基督教兴起、中世纪时教会变质、启蒙运动、宗教改革，以及现代社会的形成等，这些历史上最关键的时代，以及形成这些时代的思潮加以客观分析和评价，并指出了各个世代盛衰的根源。薛华博士在书中指出，西方文化衰落的根源，是人僭夺了创造者的位置，人要独立自主，作宇宙的主宰，因此西方国家已经迷失了方向，以致整个文化体系百病丛生，前景将是一片黑暗。最后，作者以先知之声，呼唤当代由背道之罪中归回，不再身为被造者却创造者自居，就得以归回并且存活。这也是本书英文原名“我们将何以存活”(How should we then live?)的涵义。
薛华博士在书中指出，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是两条完成相反的进路。前者是人本的进路，始于人文主义对人性的张扬，却终于当代人性、道德、价值及意义的死亡。而宗教改革以启示为本，肯定人类生命的尊严，肯定了道德和意义，维护了公平与正义，建立了自由而不混乱的秩序。作者认为，悲观与割裂的风气正泛滥当代，毒品、暴力、混乱充斥着我们的社会。这根源于人本进路导致的后现代“人性之死亡”。考虑到西方现代危机正通过全球化对中国造成的深刻影响，本书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和应对当代空前的挑战。
【作者简介】
弗朗西斯. 薛华(Francis August Schaeffer,1912-1984)是基督教的思想家，对于知识分子特别有深远的影响，是神给教会的恩赐。 中学时期，弗朗西斯开始读圣经；一切的怀疑，都从创世记得到解答。六个月之内，他成为基督徒。 1930年八月十九日，在慈奥理(Anthony Zeoli)的帐篷布道会中，弗朗西斯•薛华决志把自己无条件奉献给基督。 1931年秋，弗朗西斯进入翰敦锡尼学院。在校期间，他勤奋读书，并参加各样活动，也在校园工作，以赚取零用，而各科成绩都是最优。在学年完毕回家的时候，父亲自豪的向他说，收到教务主任的来信，对弗朗西斯极为称赞。 在暑假期间，参加教会的青年聚会。他发现教会有了显著改变：有坏的一面，也有好的一面。讲员的题目是：“耶稣不是神的儿子，圣经不是神的话”；那名来自普林斯敦神学院的人，在那里肆意的亵渎！一等到他讲完，弗朗西斯立即站起来发言；只是他自己对神学所知不多，虽然义正词严，但恨不能折服对方。但另有一位十七八岁的女子，也起来讲话；她援引神学的权威，有逻辑，有条理的逐点反驳。这使弗朗西斯甚为倾服，觉得那正是自己想说而不知如何说的话。 原来他离开不到一年，那福音派的教会，已经有了很大改变：那冰冷，在真理上不知分辨的教会，成为“自由派”的酵侵入的地方；而在这段时间，也移来一家从中国回来的宣教士家庭，那起来讲话的女孩子爱迪慈(Edith Rachel Seville)，是内地会宣教士乔治和雅茜.塞维邑(George & Jessie Seville)的女儿，她父母曾在温州宣道。
弗朗西斯和爱迪慈不仅是一见钟情，并且是志同道合。二人都觉得是神的手把他们放在一起。不久，他们也了解彼此的缺点，而且能够接受；特别是弗朗西斯的性情刚烈，会忽然发起脾气。二人互相访问彼此的家庭：塞维邑家完全接受弗朗西斯；但薛华家的母亲不喜欢爱迪慈。不过，爱迪慈不是因而退却的女子；过了一段时间，她就跟着称呼弗朗西斯的父亲“爸”了。1935年六月，弗朗西斯毕业礼，他的父母同爱迪慈一起参加，看他领受最优等(magna cum laude)的荣誉B.A.学位，并接受Algernon Sydney Sullivan Award奖牌，他们都感到分享光荣。 1935年七月六日，弗朗西斯和爱迪慈结婚。 同年九月，回到非拉铁非后，弗朗西斯进入威敏斯特神学院(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)就读。他本来受到爱迪慈影响，向往加尔文主义的归正神学，和著名的神学权威梅钦(Gresham J. Machen, 1881-1937)，想去纽泽西州普林斯敦神学院(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)受教；想不到那时普林斯敦和长老会被自由派神学渗透，导致梅钦等的创立全美长老会(Presbyterian Church of America)后来更名为正统长老会(Orthodox Presbyterian Church)；继成立独立长老会国外差会(Independent Board for Presbyterian Foreign Missions)，最后，不得不离开原来服事多年的长老会。威敏斯特神学院位于非拉铁非，距他们夫妇的父母都近，甚为方便。他们在离神学院不远的地方，租了一个公寓居住。爱迪慈在家缝制女装及作皮件出售，帮助家用。
威敏斯特神学院的教师，信仰坚定，有卓越的学术成就。其中范提(Cornelius Van Til, 1895-1987)和梅钦，对弗朗西斯造就最大。 范提是护教学健将。像荷兰归正派神学家凯柏(Abraham Kuyper, 1837-1920)和巴文克(Herman Bavinck, 1854-19210)一样，他的神学治学方法是预设论(Presuppositionalism)，即认定人的知识有限，需预设信仰权威的架构，启示的基础，而类推真实。惟有如此立于基督信仰的基础，生活与现实才会有意义。这超越证据论(Evidentialism)，因为人不能有完全宇宙性的知识。这不同于核定论(Verificationism)，因真理不能严格局限于综合或分析。范提的教导，装备他的学生，为日后面对如何为真道争辩的基础。
1938年五月，弗朗西斯. 薛华毕业于信心神学院，成绩是全部A。他成为圣经长老会的首位按立牧师。典礼中，神学院学生同唱：“求赐火焰的舌头传扬主道”(Give Tongues of Fire to Preach Thy Word)，爱迪慈深受感动，面颊上挂着泪。她想：这是何等的祈求！ 薛华牧师夫妇的第一个工场，在树丛镇(Grove City)，非拉铁非以西三百五十哩的小镇。那里的教会，由长老会的十八名分离分子组成，称为盟约长老会(Covenant Presbyterian Church)，借用建筑物聚会。全教会只有牧师夫妇一岁女儿，是唯一的孩子。当那夏天，薛华出去召集孩子们，来参加圣经学校并野餐，学生人数有七十九名！ 1941年，薛华应邀任柴斯特(Chester)教会协理牧师。那是非拉铁非南郊的一个城市，会众有五百人。薛华在那里讲道探访，会众深得造就，并且亲手协助建造了一座大教堂。 1943年，薛华接到圣路易市(St. Louis, MI)圣经长老会的邀请，任教会的牧师。那时，柴斯特的事工正忙碌兴旺。经过恳切祷告，寻求神的旨意，他们接受了，移家前往。 在圣路易市，他们的三层住宅甚为宽敞。于是，在家中开始儿童工作。不久，发展成“儿童归主”(Children for Christ)节目，共分七步：1.由家庭圣经班开始；2.课间圣经班；3.露天节目，在公园或海滨的基督徒活动；4.国度建立俱乐部，进一步的基督徒造就；5.周详计划的暑期圣经学校；6.接着，是暑期营；7.每年全市的总合盛大聚会，展示学生成就，并鼓励继续进深。那年的聚会，约有七百儿童参加，表演“挪亚和方舟”，精彩无疵。圣路易市邮报(St. Louis Post Dispatch)刊出详细报导，并附有照片。儿童归主节目，成为圣经长老会的典范活动，各地纷纷效法。
1945年世界大战结束了。美国政府和自由派宗教机构，纷纷参与协助重建疮痍满目的欧洲。 1947年七月十六日，意外的，独立差会选派薛华赴欧洲考察教会情况，并推广他“儿童归主”节目的可能，为期三个月。在欧洲，特别是瑞士，薛华参观宗教改革的胜迹，心中深受感动，仿佛是找到了属灵的根。 回到圣路易市，不久，独立国外差会通知，派薛华往欧洲作宣教士。那曾是宗教改革兴起的土地，已经被自由派滋生占据，成为需要宣教的地区。
那时，经过二次残酷的世界大战，引起痛苦思省：罪恶的人性，会作出这样的事！对于理性的信赖，人类前途的乐观，变成失望和迷惘。 1948年八月，薛华夫妇带着三个女孩子，最大的百基拉(Priscilla)才十一岁，抵达荷兰，及时预备新组的国际基督教联会(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Christian Churches, ICCC)在阿姆斯特丹开会。大会主席是高柯(Arie Kok)，曾任荷兰驻华大使。他演讲表明自己反对自由派，如同基甸和他的勇士，与米甸人争战。在会中，高柯意图迫使独立国外差会，把薛华借给ICCC；但薛华认为违背他的意愿：他远道来欧洲，是作宣教士，无意搞甚么ICCC，而愤然离开会场。 会议结束后，九月七日，薛华一家经比利时和法国，到达瑞士日内瓦湖边的洛桑(Lausanne)。在那里，他们租屋安置下，请家庭教师学习法文。他们的教师韦德牧夫人(Madame Wildermuth)在山村潺浦睿(Champery)有个农舍，邀请薛华家在附近租一栋农舍度假。他们都爱那里的风光。因为洛桑房价太贵，1949年，他们移家到潺浦睿居住。 薛华的“儿童归主”节目，在欧洲各地引起兴趣，各教会听到的都受感动，有人自愿翻译成法文。 本来爱迪慈曾想：在偏僻的山村，谁会知道我们的存在？但不久之后，他们就知道，将要非常忙碌。 薛华的基本查经(Basic Bible Studies)，被广泛采用，帮助那些对圣经真理模糊迷失的一代。他也去荷兰，挪威；各地的信徒，有的也顺道来访。
1950年八月，他见到巴特(Karl Barth, 1886-1968)。薛华问那位有名的瑞士神学家：“是否神创造世界？”
“神创造世界，在第一世纪A.D.”，巴特回答。
“这个世界？” 薛华指着窗外的树林。
“这个世界无关紧要。”巴特说。
薛华知道巴特，把属灵世界和物质世界分开。他认识了新正统神学(Neo-orthology)和圣经真理的差别；在聚会中，他总是提醒会众注意。 1951年，薛华对自己的信仰再思：外表的成就，是否圣灵的果子？多疑而好战的分离运动，在哪里表现出爱心，和平，忍耐，节制？哪里有喜乐？这种不息的争斗，分离，是否有圣灵的引导，是否圣灵掌权？他检讨所有的同工，竟然没有谁写出过有深度动人造就的文字！这事实使他困扰。 他知道：只有圣经能够解释人生的意义。我必须自己研读圣经，活出基督徒的生命，结出圣灵的果子。他的结论是：正如以弗所的教会，纯正的信仰，在行动上能够失误。 1953年，薛华带着三个女儿，十三岁的长女百基拉，到初生未足一岁的儿子法兰奇(Franky)，全家回美国度假。薛华在信心神学院教课，并共讲道346次！他强调属灵的神学，实践可见的爱心。
【节选】
目录引文
一 古代罗马
要了解当代，我们必须沿着历史上的三条路线去追溯：哲学、科学和宗教。
任何基础薄弱的文化或个体，只能在压力不太大的情况下站稳一时。如罗马人的小小拱桥，只允许人和马车经过，如果有当代的载重货车驶过，拱桥必会塌下。同样，文化和个人的生活及价值体系，如果不是建立在比他们有限的本身更为坚固的基础上，结果也会如此。
罗马人和希腊人一样，没有无限的神。正因为这样，他们在理智上没有稳固的立足点。结果，他们的价值体系便不足以承受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种种压力。罗马终于倒下了。
二 中古时代
罗马帝国末期，新约所宣示的基督教本质，渐渐被人曲解，加入了人文主义的成分。许多时候，基督教信仰的要理常被这些外来文化弄得模糊不清。13世纪的阿奎那便持着亚理士多德的学说首开先河，将上帝的启示与人的理性置于相等地位。
中古时代后期，欧洲的思想分裂为两个主流：其一是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文主义，其二是以圣经为基础的改教运动。从人角度出发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，和以后的人文主义，是不能找到赋予人生存和道德意义的‘普遍意义’或‘绝对’的。
三 文艺复兴
在阿奎那以前的时代，世界本身以及人和世界的关系并未受到重视。由于阿奎那的提倡，世界及人在世上的地位，已较前显要了。
到马萨乔等画家的时期为止，美术仍然可循两条路线发展，一是圣经的自然和‘殊相’观。《崇拜羔羊》画于1432年，是真正的风景画，而祭坛上的羔羊是活的，它代表曾经替人类死，而现今仍活着的耶稣。另外一条路线是人文主义得势，人使自己变得愈来愈独立自主，而所有给意义与人或物的东西，也逐渐失落了。
四 宗教改革（一）
改教者主张“唯独圣经”，这主张与基督教开始几百年之后渗入教会的人文主义对立。宗教改革的中心意义，是铲除已渗入教会曲解真理的人文主义成分。
宗教改革使人通过启示认为终极的“共相”，认识意义、道德和价值。圣经说人是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，这显出人尊贵的本质。但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却未能赋予人类任何意义。
1860年布克哈特揭示欧洲南部文艺复兴和北部宗教改革的主要分别。两者都提倡自由，但南部流于放肆，而北部则无此现象，原因是根据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，人无法给人生各个殊相赋予意义，同时在道德范畴中也无法得到“绝对”；北部则不同，宗教改革中的人在自由中抓住了绝对价值。
五 宗教改革（二）
宗教改革使圣经被高举，不单成为道德的基础，更成为法律的基础。罗勃在洛桑高等法院古老大楼的《公正将使邦国高举》的壁画，体现出了宗教改革之后北欧的社会学基础和法律基础。改教家如布塞尔和加尔文的宪法思想后来都有成果。长老会治会制度的宪政模式不单是政治规限原则的一个样板，也是一种教育。
民主政治的宗教改革精神在卢塞福的著作《法律是王》中表露无遗。因为有了体制，所以可以有自由而不混乱，换句话说，政治权力是操纵在法治的政府手中，而不是由人专横独断，因为法律的最后权威是圣经，而不是人。卢塞福的著作对美国宪政也有很大影响。
六 启蒙运动
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想与宗教改革是背道而驰的。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有着绝对不同的基础、立场和姿态，最后更产生了绝对不同的结果。
宗教改革的国家，大都曾持着绝对的价值观与不义斗争。人文主义者不下是非的判断，他们认为万有中的“终极存在”是中性的，无所谓是非、对错、善恶，是完全缄默的。由于人文主义者无法提供“绝对”，因此个人的道德和政治生活往往武断而又反覆无常。
1688年，英国进行了一次不流血的改革。改革后的国会事实上是与君主同权。这种制度，有意对君主制度进行约束，使它不能超越本身法定的权限。法国大革命企图重演英国的革命，却没有根据宗教改革的精神，而以伏尔泰的人文主义启蒙运动为基础，结果导致了一场血腥惨剧。
七 现代科学的兴起
由于早期科学家相信世界是由一位理性的上帝创造的，所以凭着理性，人类可以找出自然和宇宙的真理。既然物质世界是被创造的，科学家们便认为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必定有关联。没有这个基础，近代西方的科学根本不可能产生。
这是个“敞开的”不封闭的宇宙，因为上帝和人都在等量齐一的自然因素之外，换言之，所有存在物并非都在一个巨大而囊括一切的宇宙机械之内。不论是宇宙机械或是人造的机械，既不是一位“主宰”，也不是一种“威胁”，因为机械不包括一切，宇宙机械以外还有其他东西，人之为人，是有他自己的位置的。
八 哲学和科学的崩溃
使现代人成为现代人的关键，就是独立自主的人、能够统一全部的知识和人生的希望，终告破灭。
以往的时代，以理性主义为唯一的基础，万物包括人都是机械。卢梭将万物是一部机械，和人有自主的自由这两个观念分开。
文艺复兴全盛时期和启蒙运动的时代，人是意气风发的，到了现代，人变得绝望悲观。人不接纳一位有位格的上帝，不接纳人之成为真正的人，也不接纳爱、自由和意义，结果带来严重的问题。人以自己为出发点，断言人只是一部机械，但认为自己是机械的人，却不能学像机械一般活着！他们只好违背理性，向上“跃进”，寻找一些对生命有意义的东西。
九 现代哲学与现代神学
自从克尔凯郭尔主义流行以来，理性与非理性的“二分法”观念普遍流行，“下层”理性的范围与乐观的非理性范围永远不能沟通。在理性范围内，人是无意义的，而对意义及价值看得很乐观的“上层”，却是完全脱离理性的。这种区分被称为“存在方法论”。
卡尔•巴特把一套存在方法论带进神学系统里。这种新正统存在主义神学认为，圣经在理性范围内确是有错误的地方，但在非理性范围内却能使人领略到宗教经验。认为圣经没有可以用有内容的命题表达出来的真理。
尼采变成疯子，不是由于他患了性病，而是他了解到假如有位格的上帝不存在的话，疯狂是他在哲学上唯一的答案。
十 现代的艺术、音乐、文学与电影
现代的悲观主义和割裂的风气，在地理上，从欧陆吹到英国，再转经大西洋吹到美国去；在文化上，从哲学传到绘画，再从绘画传到音乐、小说、诗歌、戏剧、电影和神学中；在社会方面，它从知识分子透过大众传媒，传给每一个人。
当代人为规避理性，跳进非理性的境界里以求好过，结果不单丧失了人性、道德规范和确定事物的能力，而且使自己生活在亦真亦幻的世界里。
十一 我们的社会
以信仰为根基的舆论力量一旦减弱，大多数人就会接纳两种贫血的价值观念：“个人的安定”和“个人的富足”。
人既然不在理性范围内寻求意义，药物就大派用场。大多数青年人对药物的理想幻灭后，又不喜欢新左派的恐怖手段，于是剩下的只有冷漠。
同时，没有个人尊严做基础，暴力便在世界上横行。失去信仰引导的科学和法律，也就没有了稳固的基础。自由的根基已经朽坏，失去意义和价值的社会正面临两种后果：退化和精英的独断。五种导致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又重现当代，我们似乎又回到了罗马时代。
十二 社会操纵与新精英分子
由精英分子操控的现代政府将越来越成为可能。“现代决定论”使人有意无意地甘愿自己被当作机械，也看别人是机械。
在一些现代科学精英的眼中，人只是较为复杂的、有能量的分子的组合。于是我们堕胎杀死胎儿，甚至还有人鼓吹将老年人人道地毁灭。遗传工程学，以科学仪器控制人类的侵略性，潜意识的暗示，这些新的手段使操控成为可能。
精英主义会逐渐强加给社会一些形式，使社会不会有动乱出现。为了个人的安定和富足，为着人的冷漠，为着渴求得到秩序……，大部分人都会接受这些形式，这情形与奥古斯都的罗马无异。
十三 选择
当代已没有是非的基础，只有实用主义、功利主义。一旦经济进一步衰退，一旦失去个人安定与富足的恐惧增加，一旦发生战争、恐怖主义肆虐、出现粮食或其他资源短缺，厄运便定会加速临到那只求个人安定与富足的人。两条出路：一是高压管制，二是再次肯定那能赋予人民自由而不致引起混乱的宗教改革的基础。
我们要谨记现代人文主义思想的标志，那就是“存在方法论”的二分法的采用：把对意义和价值的乐观从理性的范畴中割离。在此支离破碎的年代，如果我们本身带上了这一代的标志，便无法在这个历史时刻里负起时代呼声的使命。
本书的写作，是盼望这世代的人能从罪中最大的罪——身为被造者，竟以创造者自居——中回转过来，也盼望这世代能离开灭亡的道路，得以存活。
【图书目录】
一 古代罗马
二 中古时代
三 文艺复兴
四 宗教改革（一）
五 宗教改革（二）
六 启蒙运动
七 现代科学的兴起
八 哲学和科学的崩溃
九 现代哲学与现代神学
十 现代的艺术、音乐、文学与电影
十一 我们的社会
十二 社会操纵与新精英分子
十三 选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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